作者：詹努斯·TH·西亚汉（Jannus TH Siahaan），巴查查兰大学（Universitas Padjadjaran）社会学博士，社会与公共政策观察人士，曾任记者并曾在矿业行业工作。
政府通过2026年第80/P号总统决定成立印尼共和国大学（URI），标志着印尼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以及国家官僚人才招募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同时伴随着该校首届领导层在国家宫宣誓就职。前国防部副部长、退役空军元帅多尼·埃尔马万·陶凡托（ Donny Ermawan Taufanto）被任命为“校长”，万隆理工学院（ITB）学者约斯·苏尼蒂约索（Prof. Yos Sunitiyoso）被任命为“副校长”。
该校没有采用大学通常使用的“校长”称谓，而是使用“Gubernur（总监/校长）”这一名称，从社会学角度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否定大学传统上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换句话说，这所机构并非按照传统大学模式设计，不是为了维护思想自由，而是一个具有半军事色彩的战略性公务教育机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存在，隶属于国家教育管理局。
这一高度集中的制度架构，被设计成覆盖国家领导干部培养的完整链条，从高中阶段的加鲁达卓越学校（Sekolah Unggul Garuda）开始，一直到公务员培训和国有企业干部培养，并整合了国家行政学院（LAN）的职能。
政府计划在茂物（Bogor）Cikasungka地区及其他多个地区利用印尼国家种植园公司（PTPN）废弃油棕种植园土地，建设10个大学校区，并全部由国家收支预算承担经费，使学生能够免费完成学业。
然而，在这一宏伟计划背后，却隐藏着十分重要的法律问题以及高等教育治理失衡的问题。
法律依据与制度设计受到质疑
从宪法和国家法律角度来看，多位教育观察人士认为，该校的设立存在严重法律瑕疵。
与依据政府条例设立的普通国立大学，或依据总统条例成立的国防大学（Unhan）不同，这所新大学目前仅依据一项关于任命领导层的总统决定而成立。
这种法律依据的不对等，未来可能引发行政混乱，甚至影响学校未来所颁发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此外，该项目也暴露出中央政府教育政策碎片化的问题。
事实上，在URI计划提出之前，社会已经获悉达南塔拉投资管理机构（BPI Danantara）计划成立达南塔拉大学。
这所大学被定位为世界级企业大学，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和全球商业，并计划与世界顶尖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如今，新成立的URI又准备承担国有企业和公务员培养任务，并整合国家行政学院职能，两者之间势必出现功能重复和职责交叉。这种重叠说明，印尼目前缺乏一套统一而完整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政府各部委和机构，更倾向于不断建立新的精英机构，试图以此快速突破现有大学体系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
印尼真正的问题不是缺大学
如果把URI计划与当前印尼高等教育现实进行比较，其建设必要性更加值得怀疑。
数据显示，目前印尼约有4300所高等院校，其中超过63%属于私立高校。
私立高校实际上承担着印尼社会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会供给。
然而，在这个被称为“千所大学之国”的国家，大多数私立高校却正因财政危机和运营能力下降而艰难维持生存。
目前，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约32%，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普遍超过70%的水平。
与此同时，爪哇岛与外岛之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近年来，由于管理混乱、招生人数持续下降以及无法达到认证标准，已有数十所私立高校被迫关闭，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例如，在巴布亚，多所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因缺乏教师、学生人数锐减而被政府关闭，教学活动完全停止。
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数十所私立高校正面临国家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吊销办学许可证的风险。
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市场也长期无法有效吸收大学毕业生。
虽然印尼每年培养更多的是职业高中毕业生，但事实上，全国每年仍有近200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然而，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放缓，大量高校和中等教育毕业生无法就业，受教育失业人口不断增加。
中央统计局（BPS）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失业大学毕业生已超过100万人，这反映出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力与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
高等教育危机的真正根源
印尼高等教育危机实际上来自三个相互交织的问题。
第一，是由于单一学费制度（UKT）不断上涨而导致教育商业化，甚至出现“没有钱就无法上大学”这样的说法。
第二，是教师承担过重行政事务，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第三，则是长期存在且始终未能解决的政策碎片化问题。
因此，一个关键问题随之出现：
建设10所只服务少数学生、并提供全免费待遇的新精英大学，真的能够解决上述系统性危机吗？
这项技术官僚式政策反而可能通过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剧已经十分脆弱的教育生态。首先，是财政资源分配更加失衡。
当前，全国数千所私立高校仍在努力维持运转，数百万国立大学学生仍承受高额UKT学费压力。然而，国家却选择利用国家预算，为少数进入URI的新生提供全额资助。这无异于在广大高校陷入困境之时，为极少数学生打造一座“特权绿洲”，违背了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原则。
其次，是机构职能重复和制度碎片化进一步加剧。
培养公务员和国家领导干部，本来就是国内政府学院（IPDN）、国防大学、国家韧性研究院以及其他公务员院校的既有职责。
如今再把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能整合进URI，势必引发行政摩擦以及职责界限混乱。
第三，是思想趋同风险。
普通大学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学术自由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学生共同形成的思想多样性。而URI采取严格住宿制度、自高中阶段统一选拔学生，并实行统一课程体系。
这种培养模式，很可能形成思维高度一致的政策制定群体。对于一个多元社会而言，如果未来领导者缺乏对不同社会解决方案的理解，将给国家治理带来风险。
财政压力与社会公平问题
从财政可行性来看，政府承诺由国家预算全额承担10所新大学运营费用，经济上同样令人怀疑。
虽然《2026年国家收支预算法》规定教育预算达到769万亿盾，占国家预算20%的宪法要求，但真正能够用于高等教育的财政空间实际上已经明显缩小。
原因在于，其中大量资金已被免费营养餐计划（MBG）占用，该项目预算高达数百亿万盾，也因此引发教师群体向宪法院提出诉讼和抗议。
在财政已经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继续推动新校园建设，未来很可能迫使国家依赖举债融资。
如果依靠债务建立少数人享受的精英干部学校，就意味着全民承担债务利息，而真正受益者却只是少数通过严格筛选进入学校的人，这在财政和伦理层面都存在巨大矛盾。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模式，还有可能不断复制既有统治阶层，甚至形成新的“国家贵族阶层”。
如果缺乏严格监督，该校还有可能演变成权力圈层新的裙带关系平台。
作者举例指出，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正是URI的重要参考对象。
然而，由于长期被批评培养出脱离社会现实的“象牙塔官僚阶层”，最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撤销。如果印尼继续坚持封闭课程体系和精英文化，而不吸纳地方社会参与，同样的失败完全可能再次发生。
国会表达担忧，建议暂停建设
针对URI项目，印尼国会第十委员会也已公开表达担忧。委员会认为，该项目既没有经过正式讨论，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政府绕过立法机构推进项目，未来不仅可能引发政治摩擦，也可能在财政赤字背景下造成预算浪费，并进一步扰乱全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基于上述原因，作者认为，作为更加理性、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战略方案，政府应立即暂停新大学校区建设。
原本计划投入数万亿印尼盾的新建校园预算，应转而用于扶持长期陷入困境的国立大学和私立高校，特别是爪哇岛以外地区的高校，以缩小地区教育质量差距。
公务员和国家领导干部培养，则应充分发挥国内政府学院、国防大学、国家韧性研究院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等现有机构作用，而没有必要再建立新的公务教育机构。
与此同时，可以把STEM教育与领导力培养整合进现有优秀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此外，还应通过整合私立高校、共享教育资源，以及改革课程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衔接，减少长期困扰印尼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
修补已经出现裂缝的房屋，远比再建一座远离人民的“象牙塔”更加迫切，也更加明智。
这个国家并不缺少建筑物。真正缺少的，是把资源优先投向最需要群体的决心。
因此，暂停建设新校园，并不是反对发展，而是体现对教育公平的坚持。
今天修补已经破裂的教育体系，比为一个可能越来越远离人民的梦想奠基，更值得称赞。
Ko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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