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曾在十年前共同推动调查“电子身份证腐败案”（e-KTP）并与时任国会议长赛提亚·诺万托（Setya Novanto）展开较量的重要人物——印尼肃贪委员会（KPK）2015年-2019年主席阿古斯（Agus Rahardjo）与2014年-2016年任期的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苏迪尔曼（Sudirman Said）近日在Harkat国立大学重聚。他们一致认为，1998年改革取得的成果正面临严重倒退。
苏迪尔曼在6月25日举行的讨论会上表示，印尼当前正处于国家治理层面的“黑暗时代”，并将前总统佐科·维多多执政时期形容为治理状况最糟糕的阶段。他认为，国家机构体系、治理人员以及政治文化均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制度基础变得脆弱。
他指出，印尼目前同时面临三项严重赤字，即国家道德与政治伦理赤字、知识与理性赤字，以及精神价值赤字。苏迪尔曼认为，问题根源在于国家领导层未能意识到自身应承担榜样作用，也未能对国家治理的延续性承担责任。
他引用澳大利亚学者马库斯·米茨纳（Marcus Mietzner）所著《治理印尼》一书的观点指出，领导力本身往往是治理失灵的重要来源。既然问题源于领导层，那么改革也必须从领导力重建开始。
对此，他提出印尼当前亟需三种领导模式，即制度型领导、集体型领导以及内在价值型领导。
阿古斯则以“为何1998年改革成果反而出现倒退”为题展开讨论。他指出，改革时期曾建立一系列重要制度，包括肃贪委员会（KPK）、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PPATK）、存款保险机构（LPS）、司法委员会以及宪法法院，这些原本应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
阿古斯认为，治理体系恶化始于领导层忽视诚信原则。过去关于建立廉洁、无腐败、无勾结、无裙带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协商会议决议如今似乎已无人重视。
他表示，裙带关系现象日益普遍，腐败问题遍及各个层级和领域，因此社会必须重新发起捍卫改革成果的运动，公民社会与学术界应共同参与其中。
阿古斯还提到，印尼在国际腐败感知指数中的排名长期停留在34分，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的84分、文莱的约65分以及马来西亚的51分，甚至已经被东帝汶超越。
他认为，肃贪委员会法（UU KPK）的修订是导致反腐表现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修法后，KPK被纳入总统领导体系之下，其独立性被削弱，影响了反腐工作的有效性。
谈及当年震动全国的赛提亚·诺万托案件时，苏迪尔曼借此强调，还记得那个撞电线杆的人吗？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不可触碰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任何人都能够被追究责任。
他进一步表示，自己从不相信存在“完美犯罪”，也不相信所谓的“教父政治”。他唯一相信的是上帝以及道德价值的力量。“政治有起有落，但高尚品格将永远长存。”
尽管对现实提出尖锐批评，苏迪尔曼最后仍表达乐观态度。他认为，从长期历史进程来看，印尼始终在不断进步。从1908年民族觉醒运动、1928年青年誓言、1945年独立宣言、1966年政治转折到1998年改革运动，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印尼拥有自我纠错和重塑国家发展的能力。
作为印尼透明社会组织（MTI）创始人，苏迪尔曼再次强调，制度型领导、集体型领导和内在价值型领导是印尼摆脱当前困境的关键路径。其中，制度型领导要求规则高于个人权力意志；集体型领导能够分散权力、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内在价值型领导则建立在诚信与道德原则之上。
他最后表示，历史已经证明，正是这三种领导模式，能够帮助一个国家走出危机，并重新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