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地缘冲突、供应链中断、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国际政治不确定性等多重挑战，印尼经济在过去25年间依然保持增长势头，民主制度持续运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向偏远地区延伸，社会保障项目覆盖到乡村基层，国家预算（APBN）也逐渐发展成为覆盖范围更广、作用更强的发展工具。
这些成就使印尼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中较为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在取得这些成果之后，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何印尼经济生产率增长速度仍未达到其潜力水平？为何地方自治实施二十多年后，大多数地区仍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何物流成本仍高于许多亚洲国家？为何持续增长的投资尚未完全转化为高附加值产业和优质就业机会？又为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旦下跌，全国经济信心便受到冲击？
这些问题并非否定既有成就，而是提醒印尼不能满足于现状。当前印尼面临的核心挑战已不再只是维持稳定，而是提升国家生产力。
从“花多少钱”转向“创造多少能力”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并非取决于预算规模，而在于能否把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把生产力转化为竞争力，再将竞争力转化为长期繁荣。
长期以来，印尼成功构建了“财政国家”的基础：能够征收财政收入、维持公共财政稳定、将资源分配至全国各地，并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然而，财政国家并不等同于生产型国家。
财政国家强调资源的征收和分配能力，而生产型国家则强调把资源持续转化为经济能力、创造更高附加值以及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能力。
这种区别看似简单，却决定着印尼未来的发展方向。
每一次国家预算（APBN）和地方预算（APBD）的制定，实际上不仅是在安排项目和支出，更是在决定未来的国家能力建设方向。
如果资金只是支出，那么当资金耗尽时作用也随之结束；而如果属于投资，即使资金已经花完，其产生的效益仍会持续数十年。例如，一条优质公路能长期服务经济活动，一所好学校能够培养数代高素质人才，一个现代化港口能持续带动贸易发展，一项成功的土地改革能够长期保障经营稳定。
因此，衡量发展的标准不应仅是预算执行率，而应是这些投入究竟为未来10年、20年甚至50年的印尼创造了什么能力。
四大结构性障碍制约生产力提升
在迈向“2045黄金印尼愿景”之前，必须正视制约国家生产力增长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发展文化过度重视活动而非成果
长期以来，官僚体系往往以预算执行率、项目数量、行政指标完成情况等作为衡量标准。
然而，民众真正关心的并非活动报告，而是这些项目是否真正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道路只有连接生产中心与市场才有价值；培训只有带来就业技能才有意义；政府补助只有帮助受益者实现经济独立才算成功。
因此，政府需要从关注“花了多少钱”，转向关注“创造了什么成果”。
第二，地方分权尚未形成真正的经济自主
地方自治实施以来，中央政府向地方转移支付已累计达到数千兆印尼盾，但真正具备较强财政自主能力的地区仍然有限。
许多地方政府能够获得良好的财政审计评价，满足治理指标要求，但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不应只是制作完美报告，而是培育能够创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并增强地方税收能力的区域经济。
一个先进地区并非拥有最大预算，而是能够认清自身竞争优势，建立健康商业生态，并将本地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
文章特别指出，未来地方领导人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有多少钱可花”，而是“正在建设怎样的未来经济”。
在这一过程中，内政部（Kementerian Dalam Negeri）和国家机构改革部（Kementerian PANRB）承担重要角色。因为官僚体系最终会朝着被考核和激励的方向发展。
如果只考核行政合规，官员就会成为行政专家；如果考核生产力和就业创造，那么整个官僚体系都会围绕发展目标运转。
第三，经济结构仍过度依赖资源型商品
印尼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包括煤炭、镍矿、棕榈油、铜矿、铝土矿、地热资源等，这些资源长期支撑国家经济增长。
但世界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国家仅凭资源丰富就能成为发达国家。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创造附加值。
因此，下游产业化不仅是工业政策，更是把自然财富转化为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
工业化不仅意味着建设工厂，更意味着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推动技术创新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教育同样如此。教育不仅是社会福利项目，更是决定印尼未来能否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的生产力投资。
土地、森林与海洋成为未来发展关键
生产力并非产生于会议室，而是来源于国家对发展空间的有效管理。
因此，土地与空间规划部／国家土地局（ATR/BPN）以及林业部的作用极为关键。
土地不仅是地图上的地块，更是农业生产空间、粮食保障空间、投资空间和工业发展空间。
同样，森林不仅是生态资源，也是需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实现平衡的重要战略资产。
在此强调：
- 没有生产空间保障，就没有粮食安全；
- 没有土地权属确定性，就没有投资；
- 没有明确空间规划，就没有工业化；
- 没有公平土地改革，就没有长期经济增长。
因此，国土规划、土地改革、土地纠纷解决以及森林管理，本质上都是国家生产力议题。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群岛国家之一，印尼三分之二以上国土面积为海洋。海洋蕴藏着渔业资源、能源资源、国际航运、物流服务、蓝色经济及丰富生物多样性。过去海洋常被视为区域之间的阻隔，但对于群岛国家而言，海洋恰恰是最大的连接纽带。“海洋不是印尼的后院，而是未来发展的前院。”
如果说土地是生产力基础，那么海洋就是21世纪印尼增长的新边疆。
腐败正在偷走国家未来
腐败是第四大结构性障碍。
腐败不仅是法律和道德问题，更会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削弱投资信心、降低公共服务质量、削弱发展效率，并侵蚀民众对国家的信任。
很多情况下，腐败造成的最大损失并非直接流失的资金，而是失去的发展机会。
这些机会包括：未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未能落地的投资项目；质量下降的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的生产率提升。
因此，腐败不仅是在盗窃国家财富，更是在偷走国家未来。
2027年将成为国家转型关键节点
2027年经济政策的意义远超增长率和宏观指标本身。其真正价值在于推动国家发展理念实现转变：从维护稳定转向提升生产力；从管理预算转向建设能力；从执行项目转向创造成果。
但这一转型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划文件，更取决于各项发展工具能否形成合力。
中央政府拥有愿景，部委拥有项目，国有企业拥有任务，地方政府拥有优先事项，但所有力量都必须围绕同一个目标——提升印尼民族整体生产能力。
以传统龙舟竞渡作比喻：即便所有桨手都很努力，如果划桨方向不一致，也无法提高速度。
因此，自2027年开始，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应明确自身如何提升国家生产力；每一家国有企业都应说明创造了哪些战略价值；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回答：正在为本地区打造什么样的经济优势？
如此一来，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将不再只是年度支出清单，而会成为塑造国家能力的重要工具。
建设文明，而不仅仅是制定预算
最后强调，预算问题本质上并非财政问题，而是责任与使命问题。
国家拥有的每一笔资金，来自今天纳税人的贡献、前人留下的自然资源以及未来世代需要偿还的债务。
因此，每一笔预算都承载着跨代责任。
一条道路背后，是农民降低运输成本的希望；
一所学校背后，是孩子们迎接未来世界的准备；
一个港口背后，是新增长中心诞生的可能；
一个工业园区背后，是数千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就业机会。
因此，衡量发展的最高标准，不应只是预算是否花完、项目是否完工，而应看：
- 生产力是否提升；
- 人民是否更有能力；
- 地方是否更加独立；
- 经济附加值是否增加；
- 发展机会是否扩大；
- 国家是否比过去更加强大。
如果这一理念真正融入国家和地方预算制定过程，那么2027年将不仅仅是一个预算年度，而将成为印尼从“财政国家”迈向“生产型国家”的历史转折点。
那时，印尼不仅是在制定更好的预算，更是在为未来文明奠定基础。
因为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时代花了多少钱，而会记住这一代人是否成功把继承而来的财富转化为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的繁荣。
作者：Azis Subekti，印尼国会议员（大印尼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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